“把孩子留在老家，你们后悔吗？”
深夜刷到这个问题时，我正在出租屋里泡一碗快凉了的泡面。手指悬在屏幕上，愣了很久。
热气模糊了手机屏幕，也模糊了记忆里那张皱巴巴的小脸——如果当年被送走，现在的我，会在哪里？吃着谁做的饭？喊着谁爸妈？
我父母大概从不后悔把我留在老家。毕竟，这样他们才能在生下我之后，继续各自潇洒。
我是女孩。
出生那天，产房外传来我爸的声音，就两个字：“完了。”
接着是摔门声，震得走廊回声嗡嗡响。三天后，他领着一对陌生夫妻走进病房。那男人手里提着一篮鸡蛋，上面盖着红布；女人眼睛直勾勾盯着婴儿床，像在打量一件货物。
“仁至义尽了。”我爸对我妈说，语气像在谈一桩生意，“这户人家条件好，卖煤球的，抱过去是享福。”
那是九十年代初。我爸穿着镇上第一件西装，腰系闪亮的皮带，头发梳得油光水滑，腋下夹着人造革皮包，走在尘土飞扬的乡镇街上，人人都要侧目。我妈在饭店后厨帮工，手上总有洗不净的葱姜味。他们不算穷，甚至算得上“时髦”。但太年轻了，年轻到以为人生可以像换衣服一样，把不喜欢的款式随手丢掉。
爷爷奶奶生了三个儿子。大伯二伯接连生了女儿，这在重男轻女的山村里，成了笑话。我爸排行老三，结婚前就对我妈撂下话：“生儿子，我就娶你。”
我出生，所有人的期待“啪”一声碎了。
卖煤球的夫妇走近婴儿床。女人放下鸡蛋和红布，伸手把我抱起来，动作熟练得像抱一袋煤球。“小妹，孩子我们带走了，鸡蛋你补身子。”她转身就要走。
我妈突然从病床上扑下来，死死拽住那女人的胳膊。我爸冲上来，一巴掌扇在我妈脸上：“反了你了！”
混乱中，我妈低头，狠狠咬在女人抱着我的手臂上。
女人痛叫一声，像丢烫手山芋一样把我扔回床上。“你们家没谈妥就叫人？”她瞪着我爸，“我们不想惹麻烦！”
煤球夫妇走了。鸡蛋和红布还留在床头，红得刺眼。
我爸在病房里暴跳如雷，骂我妈毁了一桩“好买卖”。我妈缩在床角，头发凌乱，声音却异常清晰：“让你妈抱回山里养。我还能生，一定给你生个儿子。”
沉默像冰冷的雾，弥漫了整个房间。
一周后，奶奶从大山深处赶来。她裹着蓝布头巾，脸上沟壑纵横，像被岁月用刀刻过。她没说话，只用粗糙得像树皮的手，把我裹进一件打着补丁的棉袄里。
然后，辗转三趟班车，一路颠簸，把我抱进了那个只有三个窑洞的山村。
那是我爸出生长大的地方，也将成为我整个童年的全部世界。
很多年后，我以为该感谢我妈。毕竟，是她咬下的那一口，留下了我。
直到十二岁那年，奶奶老了，再也供不起我上学。父母不得不把我接回身边。
走进那个所谓的“家”时，我妈正在厨房煎鱼。她回头看见我，锅铲“哐当”掉在地上。眼神里的厌恶，像看见一只误闯进屋的野猫。
“怎么……回来了？”她喃喃道，像在问自己。
那时我才知道，她一直以为我被奶奶养到十八岁，就会直接嫁人，从此成为“别人家的闺女”。她没想过，一个女孩需要读书，需要在她眼皮底下长大。
而当时，她已经流产四次——每一次B超显示是女孩，她就躺上手术台。身体垮了，脾气也像浸了油的稻草，一点就着。
我的存在，成了那根火柴。
“早知道就让别人抱走算了！”她摔盘子时这样吼。
“你爸不回家，都是因为你是个女孩！你怎么不去死？”她揪着我头发往墙上撞时这样骂。
“今天自己扇自己十巴掌，不然不准上学。”她冷笑着，坐在沙发上磕瓜子。
十二岁的我，站在客厅中央，真的开始扇自己耳光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……脸颊火辣辣地疼，心里却一片麻木。我数着数，像在完成一项任务。原来，不被爱的小孩，连疼痛都可以如此机械。
那个家，从来不是我的家。它是我暂住的牢笼，是我必须逃离的战场。
我在日记本上写满“逃”字。书桌下藏着一个塑料袋，里面装着攒下的零钱——五毛、一块，皱巴巴的，像我的尊严。
世界那么大，我能逃到哪里？
十八岁生日那天，我遇到了一个男人。他说他爱我，说会带我远走高飞，说女孩的青春就是最大的资本，应该用来换取温暖和庇护。
“你年轻，漂亮。”他在廉价旅馆的床上，抚摸我的头发，“这就是你的价值。”
我信了。或者说，我太需要一个人告诉我：你是有价值的。
我跟着他，坐了两天两夜的绿皮火车，来到南方一个陌生的小城。他给我租了间地下室，潮湿的墙壁长着霉斑，像溃烂的皮肤。
“从今天起，你叫莉莉。”他说，“忘掉以前的名字，忘掉以前的人生。”
莉莉。一个轻飘飘的、像花瓣一样的名字。可我要做的事，却沉重得能把花瓣碾成泥。
第一次走进那家灯光暧昧的会所，高跟鞋敲击大理石地面，声音空洞得吓人。镜子里的女孩化着浓妆，眼线飞挑，嘴唇鲜红，像戴着一张华丽的面具。面具之下，是那个在山村窑洞里数星星的孩子，是那个在客厅扇自己耳光的中学生。
我学会了笑。对每一个走进包厢的男人笑，对灌我酒的客人笑，对捏我大腿的老板笑。笑到脸颊肌肉僵硬，笑到忘记怎么哭。
钱确实多了。我买得起名牌包，租得起带窗户的公寓，甚至给我奶奶寄过几次钱——她总在电话里哭，问我过得好不好。我说好，很好。
可夜深人静时，面具卸下，镜子里的脸苍白浮肿，像泡发的馒头。我会光脚走到阳台，看这座城市的霓虹。灯光那么亮，却照不进心里那个黑洞。
有一次，一个客人喝醉了，抱着我喊他女儿的名字。“爸爸对不起你……”他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。我僵硬地被他抱着，突然想起我爸。他会不会在某个瞬间，也这样想起过我？
不会的。我很快否定这个念头。他大概正忙着炫耀新得的儿子——我妈终于在第五次怀孕时生了个男孩。朋友圈里全是那孩子的照片，我爸抱着他，笑容满面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慈爱。
原来他不是不会当父亲，只是不会当我的父亲。
我开始在深夜流泪。没有声音，只是眼泪不停地流，像关不紧的水龙头。有时我会一个人走到楼下的草坪，赤脚踩在冰凉的草叶上。月光很淡，影子拉得很长，像另一个孤魂野鬼跟着我。
好冷。从骨头缝里渗出的寒意，像无数只冰冷的手，把我往深渊里拖。
我试过离开那个男人，离开这份工作。但每次提起，他就冷笑：“离了我，你能去哪儿？回家？你爸妈要你吗？”
是啊，我能去哪儿？
那个山村回不去了——奶奶去世后，窑洞塌了一半。父母的家更不是家，那是我必须逃离的地方。
世界这么大，竟然没有一寸地方，可以让我理直气壮地说：我属于这里。
直到去年冬天，我染上严重的肺炎，高烧四十度，躺在出租屋里三天没人发现。第四天，房东来收租，撞开门，把我送进医院。
住院期间，隔壁床是个老太太，女儿每天来陪护。老太太有时糊涂，拉着我的手喊“闺女”。她女儿也不纠正，只是温柔地笑，顺便给我削个苹果。
出院那天，阳光很好。我站在医院门口，看着人来人往。一个年轻妈妈推着婴儿车走过，车里的小姑娘咿咿呀呀，伸手去抓飘落的梧桐叶。
我突然想起很多年前，奶奶窑洞前也有棵梧桐树。秋天落叶时，她会把金黄的叶子扫成一堆，让我跳进去玩。叶子窸窸窣窣响，像在唱歌。
“妞妞，小心别摔着。”奶奶总是这样喊我，声音沙哑，却暖得像刚晒过的棉被。
那是我的名字。不是莉莉，是妞妞。
我掏出手机，打开那个收藏了很久的问题：“把孩子留在老家，你们后悔吗？”
下面有几千条回答。有人后悔，有人不后悔，有人沉默。
我慢慢打字，一个字一个字，像在捡拾散落一地的碎片：
“我不知道我父母后不后悔。但我知道，被留下的那个孩子，要用一辈子去学习如何不恨，如何原谅，如何在一片荒芜里，自己长出根来。”
发送。
阳光照在屏幕上，微微反光。我眯起眼睛，第一次觉得，南方的冬天，原来也可以有暖意。
也许我永远无法真正逃离。那些伤害像刺青，刻在皮肤深处。但至少，从今天起，我可以试着不再用别人的尺子，丈量自己的价值。
我叫妞妞。今年二十五岁。
我的故事，还没写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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